河南古代雕塑·牛器十足(图)

　　中国对牛的役使很早，古籍记载，黄帝时代就已使牛拉车。《古史考》云：“黄帝作车，引重致远，其后少昊时驾牛，禹时奚仲驾马。”商周时期，传说商人之祖王亥已掌握了“服牛”的役畜技术，使用牛拉车运货贸易，所以后世把生意人称作“商人”。

　　商代青铜器，与当时的政治、军事、宗教等密切相关，大多数为礼器和兵器，牛首浮雕造型出现较多，如1982年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出土的商代早期《兽面纹牛首尊》(通高37厘米、口径32厘米、重10.5公斤)，敞口，敛颈，宽肩，鼓腹，圜底，圈足。颈部饰弦纹三周。肩部饰三凸起牛首，牛首之间饰带状夔纹和连珠纹；腹部饰三组兽面纹，上下界以连珠纹；圈足有十字形镂孔三个，并饰弦纹三周。

　　此件以倒铸制成，浇口在圈足底部。牛首等装饰是把牛首纹凹刻在外范上，在内范的相对位置上塑出一无花纹的小块凸起，当合范浇铸完成后，铜尊肩部的牛首就成为凸起装饰。肩部饰牛首浮雕，说明青铜器在艺术装饰和表现手法上都有进步，器物立体感增强。此尊造型精致，纹饰讲究，可能是商朝王室为宗庙进行祭祀活动时使用的法器。

　　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《司辛石牛》，下颌阴刻“司辛”二字。“司辛”或称为司母辛，是妇好死后的庙号，此石牛应是妇好的陪葬品。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声名显赫的女将军。石牛呈卧姿，长眉方目，嘴巴微张，环鼻，小耳，犄角粗大弯曲，尾巴下垂，足呈蹄形，通体阴刻图案装饰，质地细腻，酷似青玉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　　1991年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西周《玉卧牛》(长5.8厘米、宽4.1厘米、高2.2厘米)，圆雕但具浮雕效果，牛伏首垂尾，曲腿侧卧，大眼圆珠，弯角贴脊，耳鼻有孔，口部系穿。杂玉质，灰白色。整体轮廓粗具大形，局部浅浮雕加阴线刻，随形施艺，刀法简洁，浑然天成，体现了雕琢设计者高超的造型能力。

　　《左传僖公三十三年》记有“弦高犒师”的故事。春秋时期，许多诸侯国都将牛视为吉祥雕塑装饰在青铜器上。如1978年潢川彭店出土春秋早期《卷龙纹方壶》(高24厘米、口径11.5×9.5厘米)，子母口，垂腹，平底，圈足，器腹以勾连雷纹为地，腹上部饰对鸟纹，两面中间界以牛、羊首浮雕各一；腹下部饰相对的卷龙纹，圈足饰曲折三角纹。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形制由神秘转趋现实，并由礼器逐渐向实用器转化，装饰由粗犷趋向精细，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地域特征与艺术风格。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，对后世青铜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　　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，既遵循传统礼制与政治内涵，又顺应经济发展而有所创新。但进入铁器时代，青铜器渐被铁器、漆器替代，渐失去礼器的神圣价值，转成为实用具与观赏器，艺术价值或使用价值却大大增强。如1978年固始县侯古堆春秋末年1号墓陪葬坑出土《九鼎》，其中三鼎盖上都饰有卧牛雕塑。5号铜鼎(通高36.5厘米、口径31厘米)最精致，形制扁圆，带盖，除鼎足、耳和环钮为焊接，鼎身为一次铸成，器腹有蝉形花纹一周，盖顶隆起，盖上有三个卧牛形钮，顶部有一活动环圈，盖面饰连环兽带纹，近边沿处有一周蝉形纹，器身花纹稀疏，盖面构图严谨，卧牛身上为云雷纹。墓主系宋景公之妹勾吴夫人，去世时年仅约30岁，随葬九鼎显示其地位特殊。

　　汉代农业经济繁荣，人民安居乐业，牛雕塑也开始明显增多。1981年灵宝市坡头乡坡头村农民王千省上交的西汉《铜牛》(长18.5厘米、高13厘米)，昂首向左，双耳横立，犄角弯曲内勾，嘴巴微张似鸣，长尾斜垂，背有一穿，四肢分向前后，呈走姿。身披一褡裢，右侧阴刻行书五行15字：“大汉文帝三年二月□氏□□□□□”。造形优美，形象逼真，并有铭文，对研究汉代牲畜、铸造和文字提供了实物数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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